本书的主题——本能的要求与文明的限制之间无法解决的对抗——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最早期的一些心理学著作。因此,1897年5月31日,他写信给弗利斯(Flies),“乱伦(incest)是反社会的,文明的责任就在于逐步地抛弃它”(弗洛伊德,1950a,手稿14);一年之后,在一篇关于《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》(1898a)的论文中,他写道:“我们可以公正地认为,我们的文明应该为神经衰弱(neurasthenia)负责。”不过,在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中,他似乎并没有把压抑(repression)视为完全受外部社会的影响。虽然在《性学三论》(1905d)中,他谈到了“文明和性欲目的自由发展之间的相悖关系”(标准版,第7卷,第242页),但在同一本书的其他地方,他对为抵御在潜伏期(the latency period)出现的性本能的抑制(dam)做了如下评论:“从文明化的儿童身上,人们往往得到一种印象,这些抑制的建立是教育的产物,而且毫无疑问,教育与此大有关系。但是实际上这种发展是受器官(organically)决定的,是遗传(heredity)所固有的,而且有时根本无需教育(education)的任何帮助它就能出现。”(同上,第177~178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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