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书的主题——本能的要求与文明的限制之间无法解决的对抗——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最早期的一些心理学著作。因此，1897年5月31日，他写信给弗利斯（Flies），“乱伦（incest）是反社会的，文明的责任就在于逐步地抛弃它”（弗洛伊德，1950a，手稿14）；一年之后，在一篇关于《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》（1898a）的论文中，他写道：“我们可以公正地认为，我们的文明应该为神经衰弱（neurasthenia）负责。”不过，在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中，他似乎并没有把压抑（repression）视为完全受外部社会的影响。虽然在《性学三论》（1905d）中，他谈到了“文明和性欲目的自由发展之间的相悖关系”（标准版，第7卷，第242页），但在同一本书的其他地方，他对为抵御在潜伏期（the latency period）出现的性本能的抑制（dam）做了如下评论：“从文明化的儿童身上，人们往往得到一种印象，这些抑制的建立是教育的产物，而且毫无疑问，教育与此大有关系。但是实际上这种发展是受器官（organically）决定的，是遗传（heredity）所固有的，而且有时根本无需教育（education）的任何帮助它就能出现。”（同上，第177~178页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