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，天人合德。
循着上述论证融摄精神的思路，唐君毅逻辑地推出了“天人合德”是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的结论。
他明确指出：“中国思想，真为本质上之一天人合一之思想。”他具体分析道：“孔孟之精神，为一继天而体仁，并实现此天人合一之仁于人伦、人文之精神。”由孔孟之精神为枢纽，所形成之中国文化精神，吾人即可说为“依天道以立人道，而使天德流行（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）于人性、人伦、人文之精神仁道”[126]。
他用中国宗教精神的特质，来论证中国文化的“天人合德”精神的客观性及其价值。他指出，中国宗教精神的特质有三：（1）人神之距离小。在西方宗教中，神高高在上，人与神之间距离很大，神人冲突，神播弄人。基督教的原罪说，印度教、佛教的无明与自性说，都表现人的罪孽感。中国则不然。大禹治水，后弈射日等神话，都是人力战胜自然，补天之不足。黄帝、伏羲等之所以被视为神，“皆直接由于其对人类之文化，有一实际之贡献”。“中国之神，多由其发明文物而成神。故神与人之距离小。”由于神与人的距离小，故人性不必与天命相反。孔孟一出，性善论确定，人性之善与天命之善即相互贯通了。（2）神意与人意不相违。由于中国古代，神与人之距离小，故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中，以祖考配享上帝或天。之所以如此，是由于人们将人事系于天道，并由此成为天人合德之根源。（3）天帝富仁爱体恤之德。由于神、人距离小，人可在帝左右，神意顺天意而转移。故中国古代的天帝，较希腊的宙斯、犹太的耶和华，更富仁爱体恤之德。宙斯和耶和华的德性，都偏于正义。神欲主持正义就不体恤人情，因而即使修德，也不能感动天神。中国的天帝则是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，是与人亲近的，故天帝富于对人之仁爱体恤之情，人之修德，皆可感动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