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,刘知幾反对曲解历史,主张要以大胆批判的精神来写历史,记事要直言不讳。他大胆地指出传统说法的不可信,指明了《春秋》的许多缺点。
此外,刘知幾还主张在编写历史时,要参考大量史料,并且要辨明真假,采用真实的史料。用他的话来说,就是要做到“博采”“善择”。他主张写历史的文字要朴素生动,并力求简练。
总之,刘知幾揭露传统的历史观的某些虚伪性,主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历史,这是进步的观点。在一千二百多年前,他对历史学能有这样卓越的认识,是很可贵的。他这种主张,对开阔历史学家的眼界,推动史学的发展,是有很大功劳的。
杜佑(735—812)在唐朝曾做过宰相,是著名的理财家。他是一个好学不倦的人,掌握了丰富的历史史料。他以多年从政的经验,结合历代的史事来分析当时的政治,认为要挽救政府的危机,首要的事是安民,要安民就必须薄赋税,要薄赋税就必须节省开支,要节省开支就必须精选人才、裁减官吏。为了阐明这个论点,他用了三十年的时光,至德宗贞元十七年(801),写成了《通典》这部有名的著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