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通典》因其续作屡代不绝而被称为“十通”之首，在史学上有崇高的地位。
四、通史撰述的复兴趋势
《史记》以通史的成就饮誉汉魏两晋南北朝，然数百年间关于通史方面的撰述则甚为寥落。梁武帝曾命史家吴均等撰《通史》六百卷，北魏元晖也召集史家崔鸿等撰《科录》二百七十卷，这两部通史都没有流传下来。唐代，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至中晚唐形成通史复兴的趋势，成为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。
盛唐时期，有虞世南撰《帝王略论》，这是一部关于历史的通论，它的价值在于运用比较的方法而展开评论，今有敦煌文书抄本和日本国镰仓时期抄本，均为残卷。有韩琬撰《续史记》一百三十卷和萧颖士撰编年体汉隋间通史，这两部书都失传了。
中晚唐时期，除杜佑撰典制体通史外，还有许嵩撰《建康实录》二十卷，编年体，今存；韩潭撰《统载》三十卷，传记体，已佚；高峻撰《高峻小史》六十卷，纪传体，已佚；马总撰《通历》十卷，编年体，今存后七卷；陈鸿撰《大统纪》三十卷，编年体，已佚；姚康撰，《统史》三百卷，编年体，已佚。这些书，除《建康实录》是通记三国·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六朝史事外，其余都是贯通古今的著作。其中，《统载》“采虞、夏以来至于周、隋，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”[13]；《高氏小史》“一以《太史公书》为准”[14]；《统史》“上自开辟，下尽隋朝，帝王美政、诏令、制置、铜盐钱谷损益、用兵利害，下至僧道是非，无不备载，编年为之”[15]。加上《通典》，这四部书分别采用了传记、纪传、编年、典制等不同的体裁，通史撰述，蔚然大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