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贞观十六年，功臣兼名将段志玄病危处于弥留之际，唐太宗亲临病榻，涕泣而别，为慰将亡之灵，预许“当与卿子五品”官衔，志玄要求“回授母弟志感，太宗遂授志感左卫郎将。”志玄为右卫大将军，官居正三品，按“资荫”叙阶之法，荫子不得五品；而且荫子不能转而荫弟，查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二载： “左右(卫)郎将各一人，正五品上。”可见，太宗授职五品，没有食言。这个例子，说明他并不完全按恩荫制规定办事，有时甚至还以皇权恣意横行。
唐太宗试图实行的功臣世封刺史，实质上也是他“资荫”思想的引申与发展；对建立军功的将领荫以其子爵位，本质上亦为他的“资荫”思想的衍化，所有这些无不是他浓厚的“资荫”思想的反映。
说明唐太宗实行“才选”的科举制的同时，并没有排除“荫选”的门荫制。为了维护门荫制，他还制定法律予以保护： “诸非正嫡不应袭爵而诈承袭者，徒二年；非子孙而诈承袭者，从诈假官法(即流二千里)。若无官荫诈承他荫而得官者，徒三年。”